谈及文化和旅游，历史遗迹、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是人们最熟悉的相关印象；而在当代，随着展览和文化艺术节的融入，文化和旅游又不断生发出新的可能性，逐渐演变成被人们所习惯的、“朴素的”经验。“每当我们到一个地方旅游、观光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重视那里能够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生命记忆，我们在旅行里通过观察、参与带回一些东西，这不仅往往与艺术、文化相关，也使得作为个体的我们拥有了更为丰富内涵的生命力。”广州美院美术馆总馆长王璜生说。在他看来，艺术赋能文化旅游是一项系统工程。9月22日，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办的2022
“策展与未来”青年策展人系列学术座谈活动第三场中，青年策展人围绕“艺术赋能与文旅融合”话题展开分享。
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双年展、始于1947年的爱丁堡艺术节、始于2001年的平遥国际摄影节、始于2013年的乌镇戏剧节……国内外延续至今的艺术节拥有共同的特点：具有被历史赋予的相关艺术内容以及公众的参与度。由于通常涉及区域整体的文化发展，因此比较受到区域或政府的重视。“在国内，关于区域文化发展有可能为当地带来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比较受业内重视的，也产生过一些相关实践。在国外，由于经验或项目历史更为丰富长远，操作和流程也更为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的还是艺术赋能文化旅游如何从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对其系统工程进行观察和研究。”王璜生说。这就包括用品牌搭建文化旅游项目，通常需要投入规划、公共资源、历史、人才等多方面机制的共同努力，不仅城市的公共性元素特质更为凸显，城市文化遗产更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王璜生举例：“我于2015年去爱丁堡艺术节，十几天里深受感动。爱丁堡的古堡、街道、河边……种种遗迹呈现非常丰富的内容；整座城市各处都可以看到戏剧，表演方式也有很多，比如进入一个很小的空间里看一群人表演，戏剧好像就在自己身边。尽管语言使得我不一定非常了解其中的内容，但是那种气氛令我非常感动。”
美术馆、区域艺术、公共艺术作为城市的艺术细胞，也在为城市“再生”提供新的可能。广州美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师沈森表示，艺术能够为城市的文化生产、对城市历史记忆的存续、对公共的心理需求赋予能量。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当下，“空间”与“流动性”都遭受危机，“附近”观念正悄然回归。他说：“2021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推出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项目，以市民步行15分钟的范围划定生活、生产空间。艺术家把方案还原成市民可参与的项目，比如走访历史老街，重访他们的历史，对当下现实进行思考、互动。”
此外，网络虚拟空间也填补了部分无法到场的缺憾。在数字化、互联网云语境的联结下，2020年之后的公共艺术项目开始融合各种各样的新技术：5G、虚拟现实、MR、元宇宙……它们缩短了距离，也改变了参与的方式。疫情防控期间，北京时代美术馆发起“种啥得啥”的作品征集计划，邀请居家观察的人们通过播种来表达想法：旅行取消的人种下未出发的机票，红码的人种下红码，希望生出绿码，还有的人种下腹肌，希望收获腹肌，以暴露情绪的方式达到情绪释放。沈森认为：“当我们在谈论立足社区和基层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开发时，事实上也是在讨论如何让公众通过探索自身咫尺之处的生活空间形成观看世界的独特视角、获得由新的艺术行动带来的文化体验，这对艺术赋能和文旅融合而言是可以进一步拓展的议题。”
然而文游融合却不是单纯的概念叠加，两者之间存有中间地带。“更广泛的策划概念是带有功能性的，关于文化和空间的整体策划也是关于如何构建和运用一个文化记忆媒介的策划，呈现的是一种将本土文化内涵不断经典化的空间。它能够容纳本土和外来的人们同时观看、同时参与、同时体验的综合性的空间。”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助理研究员姚姗姗表示，特别是对于旅游资源多分布在农村的我国来说，发展潜力巨大。但对于今天的乡村，城市文化的强势介入也导致了特色文化在乡村中面临遗失的焦虑，而带有文化记忆媒介性的乡村公共空间就能够帮助乡村文化抵制这种异化的风险，并重构乡村文化记忆在当下新的形态。
但可以肯定的是，外来文化也为本土文化带来一定的活性。除了旅游观光之外，艺术家的参与正在让乡村逐渐成为新的文化之地。在新疆美术馆展览部负责人张立军看来，“艺术乡建”其实就是公共艺术“下乡”，属于大地艺术的一个亚型。而跟着时尚走的艺术家往往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为文化之地、时尚之地，这正是当今乡村最需要的。张立军用被称为天山北麓的画家村的吉木萨尔县小分子村举例：“2014年，在艺术家的倡议下，在乡党委政府推动、县委县政府支持下开始建设画家村，先后投入了7000余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艺术家工作室、美术馆、石器馆、陶艺馆。艺术家的集群效应也带领民宿和餐饮应运而生，小分子村因此得名，成为了新疆闻名的画家村……”就像姚姗姗所认为的：“旅游观光对于当地的文化来说构成了活力。人们旅游的时候，期待的其实是一种陌生感，用陌生文化来刺激个体经验的回忆，进而生成对当下外在社会的认知，发生的其实是一种文化记忆的移动和再生产。在这种记忆的移动和再生产中，乡村公共空间就构成了能够同时容纳本土文化和外来旅游者的中介空间，形成了乡村文化旅游的中间地带。”
文化遗址作为文化和旅游的传统内容，在新时代下同样面临着转变。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博士后薛江认为，谈及如今的文旅融合，价值的重构也是重要议题，特别是包含着历史、研究、社会综合价值的文化遗址，不仅是学者研究的目标，也是构成博物馆新形态探索的内容。他说：“我们的石窟寺遗址在历史上经过重大破坏，也经历过文物修复、海外流失。当大量游客涌入石窟寺遗址，就会对自然遗迹、壁画造成损害。如果直接选择把重要的石窟关闭，就会影响到文化的观看、欣赏、体验和传承。因此我觉得要围绕遗址来打造博物馆，在整个策展体系中，把遗址纳入文化系统里，以建构文化系统的完整性。这其中一定会运用数字化技术，能让人们欣赏到相对完整的石窟寺文化遗址，从中得到多维度的文化传承与启发。”
